“要从一种高度去看待宝丽来巨幅摄影，而不是崇拜宝丽来的影像形式，在不同的国家使用影像工具，更为重要的是影像所呈现出来的社会景观。” 10月24日，在北京服装学院时尚传播学院、20×24上海工作室主办的“20×24宝丽来摄影艺术大师行”活动中，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摄协主席李舸谈道。在美国宝丽来工程师、艺术家特雷西·斯托勒（Tracy Storer）的协助下，李舸拍摄了20×24的巨幅照片，还与著名摄影师汤辉、董冬等讨论起如何将宝丽来巨幅摄影发展为更大众的艺术，如何让其与中国文化有效结合等话题。

　　你是否曾用软件为手机照片加上四边宽大的白框和一种轻微跑焦、低饱和度、偏亮调的滤镜，为亲友聚会的影像加上“柔和梦幻的注脚”？你是否曾用力甩动相纸，等待合影从灰白逐渐“着色”的过程？宝丽来相机“手作”的形式感和“开盲盒”的惊奇感，尤其是“无法重来而珍贵”的影像特性使之成为了一种流行文化，今天许多人则更喜欢直接通过软件使用模式化的“宝丽来风格”。此次大师行使用的20×24相机则是实验性的巨幅相机，被誉为平面摄影的“天花板”，它庞大独特的机械特性为其画面效果带来了更多的艺术挑战和想象力。

　　上世纪中叶，美国人埃德温·兰德发明的即时成像相机，和暗房洗印过程相比方便得多，私密性也更好，极强的社交属性和便宜的价格让这种娱乐消遣方式广泛进入了美国家庭。宝丽来相纸被称作“撕拉片”，它分为两层，分别是拍摄感光的负片和带有药水包的成像正片。拍摄时相机内部碾破药水，经过短暂的显影和定影，揭下负片相纸，影像即可呈现在正片相纸上。1976年，当时宝丽来相机最大画幅是8英寸×10英寸，兰德想产生更震撼的效果，便研发出了一种超大画幅的相机：画幅是50厘米（20英寸）×60厘米（24英寸），机身重107公斤，机身高1.7米，也就是今天所说的宝丽来20×24相机。

　　“古人读书前要沐浴焚香、正心诚意，正如我们对影像生成过程的珍惜、专注、耐心等待，创作中我们应该有一种仪式感。”李舸说道。实拍环节，在负片揭开前的一刻，学生、摄影艺术家甚至见证过无数次这样时刻的特雷西·斯托勒都屏气凝神，而当负片与正片相纸逐渐分离，在场者又不约而同对显现的人像发出赞叹。李舸认为，使用20×24相机完成的创作充满艺术挑战性，在容易获得影像的时代，摄影艺术工作者应该重拾对每一幅影像的敬畏。

　　“对于今天摄影专业的同学来说，更多接触到的是先进的数字影像、人工智能图像生成，而只有通过充分了解摄影历史的迭代发展，我们才能够更全面地展望影像的未来。”北京服装学院时尚传播学院摄影系副教授董冬说道。在过去40多年中，特雷西·斯托勒一直在使用20×24相机工作，并成立了专门修理和制造大型相机设备的公司，制造了4台20×24新相机。在讲座中，特雷西·斯托勒对宝丽来20×24相机的历史，对使用这种相机创作的代表性艺术家通过移膜、物影、翻拍、绘画、张贴、装置等方式的各种影像实验进行讲授，并结合相机的基本原理、光学系统、感光元件等进行了实拍辅导。

　　不仅是一流的摄影艺术家们着迷于用它创作，从美国总统到电影演员，从著名运动员到商界巨子，都对在20×24相纸上呈现自己的影像而着迷。众多跨界拍摄也启发了20×24上海工作室创始人兼CEO林蔚健希望赋予20×24相机影像更多“中国价值”。

　　“这台相机是对外传播中国文化的利器，因为宝丽来相机是美国的主流文化，20×24相机在美国精英阶层则是无人不知，但用中国艺术手法、讲述中国故事的影像还从未被它拍摄过。”林蔚健谈起引进宝丽来20×24相机的初衷。20×24上海工作室目前负责宝丽来巨幅摄影在亚洲地区的艺术创作和文化传承，为进行此次活动，林蔚健和团队开车把一台庞然巨物从上海运到了北京。林蔚健和合伙人在2008年就设想将这种相机引进中国，但世界上正版宝丽来20×24相机数量稀少，连博物馆想收藏都很难找到。2019年林蔚健通过朋友联系到了20×24纽约工作室，并最终由特雷西·斯托勒专为上海工作室制造了这台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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